不过，采访中，也有不少受访专家坦陈，在绿证自愿交易的情况下，电网企业和火电企业没有强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是无法通过绿证交易来解决弃风和弃光问题，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为此，《通知》提出，根据市场认购情况，自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证强制约束交易。

       对此，易跃春认为，“绿证”强制配额交易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将根据具体情况在2018年适时启动。强制配额交易涉及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关于考核主体的确定，在电力市场改革尚未完全开展的情况下，是考核政府、用户、售电公司还是考核发电企业是个问题，需要结合电力市场改革推进情况充分研究慎重决策。同时，还要考虑现行“绿证”自愿市场的交易情况，如果自愿市场交易份额够大，能够有效减轻财政补贴压力，缓解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环保、雾霾问题，启动绿证强制配额交易的紧迫性也就不那么强烈，反之亦然。

       彭澎则坦言，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和绿证强制交易下，确定考核主体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考核电网公司，通过对电网的配额考核，让电网想办法把绿色电力卖出去，这个比较类似国外电力市场的模式；第二种思路为考核发电企业，由发电企业承担一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该配额可以自建或者绿证交易完成，否则就要承担责任。

       实际上，2016年4月，国家能源局曾经下发《关于建立燃煤火电机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考核制度有关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体现的就是第二种思路。

       而在世界范围内看，“绿证”与强制配额制度休戚相关。国际上，“绿证”交易制度通常是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配套政策，例如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售电企业需要遵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规定，在销售电量的同时需要购买一定比例的“绿证”，“绿证”不足部分则需要缴纳罚款。“‘绿证’的出台对于可再生能源强制配额制也形成了一定的倒逼机制，虽然实现强制交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先把‘绿证’这一产品主体创造出来也是机制交易的一大进步。”黄禾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