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北部、西部高寒地区，风电、光电资源十分丰富，也发展了大量的风电、光电产业，但由于电网配套建设滞后、上网价格较高等原因，大量清洁能源没有得到充足利用，‘弃风’、‘弃光’现象普遍。”他说。 杨玉成建议，应先从风电、光电资源丰富的地区做起，就地消纳，就地以电取暖，减少远距离传输。以县为单位，先让“弃风”、“弃光”的企业动起来，带动“以电代煤”供热稳步开展。其次，加快电网配套及输电线路建设，提升电力消纳能力，逐步实现中远途以电供热。 “从产业总体看，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风能、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体系，设备制造、系统应用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具备了吹响能源革命号角的各种主要条件。”刘汉元委员指出，改变当前我国能源消费方式，应加快推动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他建议：从我国国情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具备一定条件发展分布式和部分集中式光伏电站。辽阔的中西部地区，更可建设成为全球最具优势的光伏发电地区，一方面，可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源源不断输出清洁电力，支持东部经济清洁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实现中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建议，对于清洁能源替代实施过程中一次性投入较大的问题，可采取政府推动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方式，探索补贴型PPP模式和主要设备租赁模式等。 民革中央则建议，优化京津冀地区能源供应结构，加快特高压大容量输电通道、天然气供气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内清洁能源的供应规模，优先支持风电、光电、地热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消纳和输出。 法治化市场化手段并用 除了管煤，治霾还有哪些解决之道?除了行政手段，市场机制如何发挥更大作用?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此提出包括划定产业准入红线、提高标准、加强环保税等制度建设在内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认为，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应加大排放权定额管理与交易等市场数量型工具的运用。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贾康提出：“从财税角度来说，治理雾霾要引导所有市场主体，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还要有资源税、消费税、环保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调动市场主体内生的、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节能降耗意愿。”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建议：“对那些环境自身净化能力弱、积累性强的污染物的排放，应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限制其排放。”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副主委侯欣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说，应对雾霾尚不严重的地区，如新疆、西藏、海南等地，设置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以杜绝新污染源的进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项宗西则从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迈向工业化、产业化的角度，对治理雾霾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要将秸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模式作为重要方式，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向产品工业化、多元化、高值化方向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 项宗西还建议政府加大禁烧补贴等专项补贴力度，将农业废弃物收储、打捆、青贮等机械纳入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的用水、用电、用气等实行差别价格，特别是用电纳入农用电范畴，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
